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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时间:2013-12-14 13:57:56佛经的翻译

  佛经的翻译,可略分为三个时期。自东汉至西晋可称为前期;自东晋至南北朝可称中期;自隋统一至唐中叶可称为后期。宋元以降,虽亦偶有译者,然不过补苴而已。
  国人之知有佛经,早在西历纪元之前。魏书释老志载:‘汉哀帝元寿元年,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图经。’是为国人闻佛经之始,然此仅为口传,并无笔译——事实上,释迦世尊的经教,最初结集的时候,都是闇诵口传,并无笔录记载。
  至佛灭数百年后,随教所彼,各土渐有佛经写本。我国最早的译经,相传为迦叶摩腾译的四十二章经。而佛教史上最早的译经事业,除摩腾外,当以安世高,支娄迦谶来华为始。
  安世高,安息国人,早岁出家,博探经藏。弘化四方,遍历诸国。以汉桓帝初来华,至洛阳,未久通华语,宣译众经,改梵本为汉语。其后二十余年间,译出安息守意经等三十九部。高僧传称其所译之经:‘义理明析,文字允正,辩而不华,质而不野。’
  支娄迦谶,月支人,汉桓帝末抵洛阳,于灵帝光和中平间,译出般若道行经,般舟三昧经等十四部。
  在前期译经事业中,除安、支二公外,尚有支谦及竺法护者,贡献亦多,支谦本月支人,从支娄迦谶弟子支亮受业,汉献帝末年,避乱入吴,孙权拜为博士,自吴黄武初至建兴中,译出维摩,大般泥洹,法句等经数十种,江左译经风气,实由谦启之。
  竺法护者,系出月支,世居敦煌,八岁从外国沙门竺高座遍历西域诸国,通三十六国言语文字,西晋泰始二年,大宝梵本,自敦煌至长安,复入洛阳,再至江左,沿途传译,未尝间断,曾译出光赞般若、维摩、正法华、无量寿等经一百五十余部,其时佛典广为流传,护力居多。
  自后汉历曹魏孙吴,以迄西晋,二百五十年中,共译出佛经七百余部,一千四百余卷,译经缁素计三十余人。除前述数人外,尚有安玄、严佛调、支疆梁接、竺叔兰等译经师多人。此时期内,译出的佛经数量上虽颇可观,但多是零品断简,少有整部全品的。因之所译的经典,文体既未能确立,内容亦不成系统。故而译经事业真正大规模的开始,乃在鸠摩罗什大师来华之后。
  鸠摩罗什大师,为印度大乘佛教建设者龙树菩萨的四传弟子。父为天竺国相,母是龟兹国王妹。罗什夙慧聪颖,七岁即诵偈两万三千言。洞解毗昙(即小乘论),九岁随母之印度,从槃头达多学杂藏及中长阿含四百万言,博览四围陀五明诸论,及外道经书,阴阳星算等。
  并师事专弘大乘的须利耶跋陀及须利耶苏摩兄弟,受诵中论,百论,及十二门论。其后龟兹王迎之还国,罗什乃在龟兹广说大乘诸经,四远宗仰,东土亦闻其名。符秦建元十八年,秦王符坚以道安法师之请,遗将吕光迎之,龟兹留不遣,光灭龟兹,挟之以归。此时符秦已亡,光在西凉自主,罗什见羁于凉十有八年。
  姚秦弘始三年,凉降于秦,秦主姚兴迎什至长安,待以国师之礼,为辟逍遥园,四事供养,请译经典,并使沙门僧肇等八百余人咨受襄译。弘始四年译出坐禅三昧经,阿弥陀经;五年更译大般若经。
  译此经时,罗什手持梵本,口自传译,姚兴亲执旧经,以相仇校,与诸宿旧义学沙门僧等五百余人,详其义旨,然后书之。此后并译大智度论、妙法违华经、维摩诘经、中论、百论、十二门论、成实论等前后共三十五部,三百余卷。
  罗什大师译经,意义与文不悖,而文字典丽,发挥幽致。师为人神情朗彻,傲岸出群,且笃性仁厚,泛爱为心,虚己善诱,终日无倦,住长安十二年,于弘始十四年寂于长安大寺,年七十。
  与罗什大师同时,而在江左译经的,为佛驮跋陀罗。驮为北天竺人,少以禅律驰名,姚秦弘始六年至长安,罗什倒屐相迎,每以疑义共相赞决,后因细故为罗什高座弟子憎道恒辈所摈,驮飘然南下,渡江至庐山,应慧远大师之请,译达摩多罗禅经,后至建业,与法显共译摩诃僧祇律、泥洹经。至刘宋永初二年,译出大方广佛华严经,实肇华严之端绪。
  罗什与佛驮跋陀罗之后的译经大师,首推真谛三藏。真谛为西天竺优禅尼国人,于梁太清二年抵建业,梁武帝迎于宝云殿,竭诚供养,谛欲传译经教,值侯景之乱未果。后梁元帝即位,谛于金陵正观寺与慧金等共译金光明经七卷,之后并译出大乘起信论,大乘唯识论,俱舍论,四谛论等多卷,至陈宣帝太建元年圆寂。
  自东晋历南北朝二百余年中,共译出佛经一千零八十余部,三千一百余卷,译经缁素凡九十六人,除上述诸师外,余如法显、昙无竭、智猛、求那跋陀罗、菩提流支、般若流支、阇那崛多等,皆有贡献。此一时期译经事业的成就,计四阿含经、华严经全部译出,法华经第二译本出,涅槃经初出。他如大集,宝集部份译出,般若大小品皆经再译,律藏,大乘论及其他数十部大乘经亦皆译出,成绩可谓至丰至伟。
  在后期译经事业中,出了一位佛教翻译界空前绝后的伟人,就是唐三藏玄奘大师。
  大师洛阳人,生于隋开皇十六年,幼年聪悟不群,十三岁出家,二十岁受具足戒。因感于众师讲经,各擅宗途,圣典亦显隐有异,莫知适从,发誓远游西方,以释众疑。乃于贞观二年,私发长安,经凉州,出玉门,涉流沙,展转西行。经高昌,阿耆尼等国,度葱岭,越大雪山,遍历西域印度诸国,前后十七年,将梵经六百五十余部,经中央东亚细亚东归,于贞观十九年正月抵长安。
  其时僧俗出迎者数十万众,太宗皇帝迎慰甚厚,诏于长安弘福寺从事翻译,并特为制三藏圣教序。大师乃网罗贤者,大开译场,前后十九年间,共译出重要经论七十四部,一千三百三十五卷。综计隋唐之世,共译出佛经三百六十余部,约三千卷,出大师之手者几居其半。其中最有价值者为瑜伽师地论一百卷,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六百卷,大毗婆娑论二百卷,成唯识论十卷。尤以成唯识论,名虽为译,实如自著,为树立法相宗的纲维。
  佛经翻译事业,自安世高支娄伽谶始,至玄奘大师达最高潮。大师之后,尚有实叉难陀重译八十卷法华,义净译‘有部宗’毗奈耶百余卷,菩提流志完成大宝积经,不空译密部经咒一百四十余种,般剌密帝译大佛顶首楞严经十卷,般若译华严经普贤行愿品。
  其后自唐贞元至宋太平兴国约二百年间,译经事业完全中断。宋太平兴国八年重起译场,先后有法护,施护,法贤,惟净等译大乘中观论,大乘宝要义,大乘集菩萨学论等五百余卷。再以后虽偶有译者,已微不足道了。
  尚有一与译经事业有关,且因此影响我国文化至钜之大事者,即国人西行求法事。我国地理环境,东南临海,西北障山。北横大漠,所居者为文化落后之游牧民族,故我国文化,向以单调保守称。
  魏晋以降,佛法输入,乃使国内贤智之士,然于六艺九流之外,尚有学问。而具有崇正信仰之古德,为求正知正见,不惜冒险犯难,西行求法。如本节所述之玄奘大师,是其著者。然魏晋之际,国人西行求法者,实以颖川朱士行始。
  士行少怀远悟,脱落尘俗,于曹魏甘露年间出家,是为汉地沙门之始,尝于洛阳讲道行经,觉文意隐质,诸未尽善,乃誓志捐身远求大法。以甘露五年发迹雍州,西度流沙。既至于阗,得梵本正书九十章,遣弟子弗不檀送归。后由竺叔兰,无罗叉译出,即今本放光般若。
  士行而后,西行求法者,代不乏人,自魏晋至中唐,前后五百余年间,西行古德可考者不下百人之多。如晋之法显,姚秦之智猛,刘宋之昙无竭,北齐之道邃。至唐之玄奘,达西行求法之最高潮。奘师而后,尚有会宁、窥冲、大津、义净、慧超、不空等。以篇幅所限,兹不赘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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